四、佛教一代大師——太虛菩薩－普陀精舍的部落格

四、佛教一代大師——太虛菩薩

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太虛大師默默無聞的誕生在浙江海寧的長安鎮上，沒有什麼異象可資稱述。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七時一刻，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安詳捨報。消息傳出後，立刻引起國內外廣大群眾的同聲驚慟；五九個年頭中，大師以一己的身命，成就了遠超出空間與時間的偉績。

直到今天，大師示寂已十週年了，然而大師的弘願、威德、智慧更顯得偉大，更令人追思敬仰。

現在，根據手頭中僅有的資料，將大師的略歷作一介紹，一方面用為激勉青年人，另一方面，則代表本刊對大師致以敬意。

大師的童年孤苦伶仃，生活異常艱困，二歲失去父親，五歲時母親再適外姓，養育他的乃是年老力衰的外祖母，能教他一些文字的為次舅。

他幼年身體多病，瘦弱不堪，從九歲至十一歲的期間，曾隨外祖母去安徽九華山進香，順途瞻禮了鎮江的江天寺，歸途又朝普陀山、寧波天童、育王、靈峰諸剎。因此，萌起了羨慕寺僧生活之心。然而，到十三歲時，即受命作起小商店的學徒，為店主做著繁雜的家務，一個瘦弱的兒童不堪受此折磨，因此時常病倒，數度退業。這時，內心更感到困苦，默默中，對佛門生活也就愈加憧憬。

十六歲時，藉故離開長安鎮，本來準備到普陀出家，可是抵平望，在鶯豆湖邊小九華寺旁散步。說來，也是宿緣契合，得士達監院允許，攜往蘇州木瀆滸墅某小廟內正式剃髮，法名唯心，表字太虛。後得師祖奘老的惜護，為他請醫治病，且率他去天童受戒。

大師得奘老的賞識，才正式致力於學識的探討。在二十歲以前研究哲學與力學，後來在慈谿閱藏，對於般若有所悟。繼又受康有為、嚴復、孫中山、章太炎、梁啟超、吳稚暉、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新學譯著影響，大師乃產生整頓僧伽制度，革新佛教的思想。

從光緒二十七年，即有人提議佔據佛教的寺院，而且官紳佔寺奪產之舉，一天比一天嚴重，佛教因而面臨了憂患。

二十一歲時，參加當時潮流而激起的教育會，復又任教於普陀化雨學校。這時，在廣東有人倡辦僧伽教育，大師應邀至粵，被推舉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，創辦了佛學精舍，黨國元老鄒魯為大師充任翻譯，因此與黨人過往日密，時而參與各種密會。

黃花崗事發，大師返滬，國民政府成立，大師創辦中國佛教協進會，此時有「大鬧金山」的事件發生，佛教革命名聲亦從這時傳開，但因行動輕率散亂，故招來巨大反擊。

後來，隨寄禪和尚（八指頭陀）組織中華佛教總會；寄老圓寂，又組佛教弘誓會，後更發起組織維持佛教同盟會，擔任「佛教月報」總編輯，不久，因經費無著而停刊。

經過長時期的奮鬪，卻受到極大的挫折，自己感到佛陀法化，未完成體系，乃弘化之一大阻礙，所以二十六歲（民國二年）時，在普陀山錫麟禪院閉關，與印光大師、昱立禪師相過從，深入法相、唯識及律藏密部，更研究西洋哲學與科學，並著手整理《僧伽制度論》、《周易荀墨諸論》、《研神教》、《論天演》、《論進化》、《教育新見》、《哲學正觀》、《大乘導言》、《楞嚴攝論》，以上之論著，完成大師的思想體系。

民國六年大師出關，來台講學，又去日本。民國七年返回中國，在上海同陳元白、王一亭、章太炎、劉笠青、史裕如、張季直等諸聞人，創辦覺社，推蔣作賓為社長，大師主編《覺社季刊》（即後來《海潮音》）。由於此，各地佛教徒相繼興辦佛學團體。大師編覺社叢書，足跡遍及武漢、杭州、香港、長沙以及北平，宣講《維摩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起信論》、《圓覺經》、《觀無量壽經》等等，而佛教更面臨到思想大混亂的動盪時期，厄難較前為嚴重。

大師曾倡行僧人自治，漸漸的出版各種書籍，作「太虛宣言」，記述整理僧制的弘願。民國十一年武漢李隱塵、湯住心居士，協助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，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佛教的新紀元，武昌佛學院不僅造就出許多第一流的僧材，且成為佛教新血脈。

年底，大師受海山寺請，任住持，弘化於長安、宜昌、沙市、荊州。民國十二年，師與歐陽竟無為主流的內院派，對佛學上的許多問題發生異論，如《起信論》之真偽，相分同種、別種之看法差異，佛誕紀元問題等等，一時，研討佛法之風大盛。

這年，師應邀至黃陂縣弘法，受廣大民眾夾道瞻仰，又在廬山大林寺開暑期講演，使沉寂數百年的廬山佛教復活，並組織了世界聯合會，集東西學者於一堂，大師被舉為會長，美、德、日本、芬蘭各國皆有代表來參加，大師的佛教國際運動，在這時揭開了序幕。

民國十四年，大師足跡遍及武昌、北京、五台、太原、寧波、蘇州，到處講演佛學，發起中華佛教總聯合會，指導弟子大勇等率藏族學僧入藏學法，與班禪大師接洽漢藏佛法的溝通。冬天又率中國佛教徒代表二十餘人，出席日本之東亞佛教大會。

次年，在北平講學，後又南到新加坡、廈門等地，樸樸風塵，在南方、在北方、在遠東、在南洋，或講經、或創立佛教事業、或方便講演……，以「振興佛教，救國救天下」為己任，鼓吹僧伽教育，規導邪見謬論，可見大師願力之宏大了。

民國十六年，大師住持廈門南普陀，並任閩南佛學院院長；閩院與武院齊名，是中國近代兩大最高學府。秋天，受德國朗福特大學中國學院聘為院董，並邀請大師去歐洲講學。第二年，應蔣委員長邀請到南京講「佛陀學綱」，因而得到國府推崇，以李子寬、黃懺華等為中堅，發起全國佛教代表會議，先創設中國佛學會。

是年秋天放洋出國，講學於歐美，受到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美等諸國學者的歡迎，在各大學講演，言行為各報刊爭相刊載；並與各國學者們發起籌備組織世界佛學苑，擇定巴黎為總會會址，籌備處則設在東京博物院內。法國政府捐基地，是為中國佛教傳往歐美的第一人。

民國十八年返國，聲譽日隆，受到各界的盛大歡迎，出任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，以及在湖北、四川、福建、河南、陜西等各大都會弘化，刊行《大眾宗地圖釋》、《大乘唯識章講錄》、《藥師經講錄》、《講演集》、《辯中邊論釋》等書，並且任慈恩宗宗長、南海佛學院院長、住持奉化雪竇寺。又在重慶設漢藏教理院，改武昌佛學院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，往返講學於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廣東、雲南、四川等省，弘化心切，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苦心與偉績。

不久，抗日軍興，大師悲心宏深，數度函電日本佛教徒，勉以本著佛陀大悲兼利精神，聯合佛教向日本政府抗議，以息殘暴侵略。這當然是失敗了，可是，大師毅然以菩薩心腸發起組織「佛教青年護國團」，在渝、黔、滇等地講演，呼籲佛教徒參加抗戰大業，指導僧眾組織救護隊，在各戰區服務。他受聘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，任雲南佛教會理事長。

民國二十八年秋天，組織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，由雲南到緬甸，訪印度，經歷南洋群島，闡揚中樞抗戰國策，引起盟國對我同情與援助。歷瓦城、仰光、波羅奈、科侖布、星洲、加城，卓錫所至，千萬人爭相頂禮歡迎，泰戈爾、甘地、尼赫魯等均相訪談。其功績之高，勞苦之大，十足的表現了菩薩的心願與精神。

民國二十九年由印度返國，抵陪都，受六十多個機關團體開會歡迎，在漢藏教理院講課，請教育部資送弟子法舫等，去仰光、錫蘭等地傳佈大乘佛教，研究巴利文三藏，命弟子慈壽等，辦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，以攝化邊民內向。

民國三十年，大師在漢院講《法性空慧學概論》、《中國佛學》，冬去重慶籌商改組中國佛教會，受各文化學術團體延聘講學。民國三十二年，邀于斌、馮玉祥、白崇禧諸人，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。又在百忙中創辦大雄中學於北平，本著大無畏精神，秉著大智大慧，深入險地，弘法於烽火邊緣的湘桂。

大師在勞苦中猶著「聯合國戰勝後之和平世界」、「人間政治與佛教僧制」、「中國今後之文化」，分別發表在《新中華雜誌》、《時代精神》、《大公報》星期論文欄內，對世界新文化之提示，受到社會人士重視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，響應國際素食會，成立重慶分會，指導學會會員成立佛教青年社。日軍終於向正義投降，大師應時勢要求，重組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。

大師在民國三十三年的秋天，就患輕度的中風，身體因而衰弱。四眾弟子們都為他擔憂，然而大師為國為教而忘軀，仍然支撐病體，不屈不撓的奮鬥。繼之，在鎮江焦山辦中國佛教整理會會務人員訓練班，指導各縣市會務，以期佛教之振興，得以自此開始。誰能料到人天眼滅，大師竟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中風症復發，十七日中午一時十五分，在弟子們的助念聲中，安詳捨報！嗚呼！我們何幸能生與大師同世，但是，我們又何以福薄至此，一代大師在佛教百事待興中，竟與我們分別！

近百年以來，中國佛教一天比一天的衰落，大師無異是夢中的清鐘，也是茫茫海洋中的燈塔。四十年來，不曾一日退惰，或奔走呼號，或闢邪逐魔，埋頭於著述，盡力於事業，不僅為佛教開了一新紀元，也為中國文化建一偉大的里程碑。在他老人家上生內院十週年的今天，我們仰慕偉績之餘，也樂於自勉勉人，踏著大師的腳步前進！前進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