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日本人 @ 普陀精舍的部落格

我與日本人

有人說，日本人具有兩元性，當他理智時是彬彬有禮，見著人行九十度大禮，款人純樸誠懇，不厭其煩；但若失去理智時則非常野蠻，有如一群暴怒的野獸，逢人便殺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。

美國有名的人類學者班尼迪女士，在描述日本人的民族性時，曾說：日本一面高雅如菊花，一面殘暴如刀。對於後者是眾所皆知的，抗戰期間，南京淪陷後，日本人在三天之內，屠殺全城三、四十萬人，那把人命當兒戲的悲慘鏡頭，是我中華兒女不可忘卻的！而筆者亦曾親歷那面目獰狰的日本鬼子的殘虐，故印象十分深刻，回憶往事，歷歷如在眼前。

記得在民國二十六年的七七事變以後，戰事擴展到我的故鄉－－如皋。那時，日軍駐紮在城內，而離城七里路是筆者的家居，如皋城是淪陷了，但英勇的游擊隊常趁其不備而反攻；因而，日軍經常以下鄉搜捕游擊隊的名義，在僻野的鄉村燒殺、姦淫、搶劫，尤其是見到花姑娘（女人），更是不擇手段的達其好色的獸慾，多少淪陷區的女子皆因此而喪生了，所以，有些女子為保清白而剃光頭，假扮男人。

我們這些老百姓猶如失去慈母的幼兒，任人欺凌亦僅敢怒而不敢言。而游擊隊恐怕在我們村裡有走狗潛伏，所以對我們也是刻意防備。在國軍的眼裏，我們年輕人最有可能是日本的漢奸，在日本人來說，更懷疑我們是便衣游擊隊，這夾背受攻的情形，真應了俗話所說的－－鄉下人擔糞擔，前後都是屎（死）。

民國二十七年的夏季，有一天，隔壁二伯父家的哥哥秀全等一行十三人，到田裏拔黃豆，因為黃豆遇到強烈的陽光，枝節會變硬而很難拔，所以必須利用大清早，趁太陽未出來時，其枝芽嫩嫩的，容易拔且不刺傷人。因此，他們在晨曦未出，空中佈滿星星時就結伴出門，帶了繩索、扁擔等到田裏工作。

那知在路上遇到日本鬼子，那些毫無人性的日軍，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當做游擊隊，用鎗刀押住他們，要他們一個個跪下，然後用那長且利的刺刀，一個、一個從頭頸旁刺下！最慘的是我秀全哥哥，他被刺殺了有十三刀之多，等到一個一個的倒下去，沒有活口了，日本鬼子才肯走。

他們之中，有的斷了頭、有的腹破腸穿、有的血肉糢糊……，十三人中只有一個倖免者，他頭頸一刀、腹部一刀，等日本人走後，才拖著殘命爬回來。

堂哥家請了十多人下田工作，家中的女眷們正忙著燒菜做飯，引頸盼望他們回家吃早飯哩！當那位沒有死的倪兆有爬回來，已經是上午九點多了，這一晴天霹雷的消息，震得全村人魂飛魄散，其情其景，思之猶有悚然之感！

最苦者，莫過於日機轟炸時躲在秧田裏，燄陽高掛在空中，發出炙人的陽光，蚊子亦大發雌威不斷地侵襲，為保生命，咬著牙根，一動亦不敢動地任其叮吮。

日機走後，回到村上，房子有的倒了、有的化為灰燼，財物、食糧也不見了，目睹慘狀，真不知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！怪不得古人要說：「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世民。」何況，日本人把淪陷區的中國人性命看得比一隻狗都不如，我們的生命朝不保夕，活著不如死去要來得痛快。但又轉念一想，這些都是日本鬼子造成的，也就存著活下去的勇氣，我要看看侵略者的結局是怎樣的！我要使冷眼看螃蟹，看汝橫行到幾時！

有一天，日軍又突然下鄉來搜查，我來不及躲藏了（日軍見到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都要扣押，帶走之後，一去不回）！日軍見到我，就妄指我是游擊隊，堅持要把我帶走。當時，五哥秀虎據理力爭，但是，這些瘋狂的日軍那有理可講，五哥挨了打，又被他們強迫跳到河裏（時值寒冬），眼看五哥受凍，凍得直打牙，而日本鬼子卻在岸上拍手叫好！那時，真恨不得我有過人的體力，還有一身的武功與武器，就能掙脫他們的束縛，同其來一場生死鬪，奈何我無能為力，直氣得咬牙切齒，面色青白！

過了一陣子，他們才讓我哥哥上岸，但我還是非帶走不可，五哥情急，只好央求隔壁雜貨店的老闆劉學如，用兩塊大洋賄賂了那替日本人翻譯的漢奸，我這條命才能保住到現在。

想到人命的脆弱與被異國統治的壓迫，於是掀起我出家當和尚的念頭，家裡的人也答允了。那年是民國二十七年，我正是二十歲，從此我就走入佛門。雖然出家，但是受具足戒都在淪陷區，隨時有喪命的可能，但那時的我只有懺悔自己的業障，再也不因生命受威脅而惶恐了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（那時，我適在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讀書），記得白老本睡著了，一聽此消息，他高興地從床上跳起來！那一夜，誰也睡不著。八年了，八年來身陷淪陷區的同胞，他們內心所受的窩囊氣，都可發洩了，暗無天日的生活亦可重見光明，因而都自動地放鞭炮、買國旗，加入遊行慶賀的行列。